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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振明十年掌舵即将谢幕 七万亿中信集团的接任者(更新)

中国最市场化央企之一的中信集团迎来掌舵人的更替,将是怎样的局面、什么样的挑战?

2019年11月22日,全球第八高楼、北京第一高楼——高528米的“中国尊”,在CBD通过竣工验收。这栋耗时六年多建成的首都新地标,将成为中信集团的总部大楼。两周之前,即2019年11月8日,庆祝中信集团成立40周年大会就已在此举行,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出席。

再往前半个月,常振明刚刚度过了他63岁生日。这位智商超高的前围棋国手、素有“救火队长”之称的中信集团掌舵人,在中信体系内工作长达36年,仅中间有22个月被派往建设银行任副董事长、行长。2010年12月起,常振明接任孔丹,担任中信集团第五任董事长,掌舵中信近10年。

中信集团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中信集团的前身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是在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下,由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创办。200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体制改革后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2011年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发起设立了中信股份;2014年8月,中信集团将中信股份100%股权注入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实现了境外整体上市。中信集团由财政部100%持股,中信集团持有中信股份58.13%股份,保持绝对控股地位。

40多年来,中信集团已发展成横跨实业与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央企代表之一,2019年底总资产规模近6.9万亿元,规模仅次于9.3万亿的央企老大招商局。一方面,中信集团为全牌照金融控股集团,包括中信信托、中信银行(601998.SH)、中信证券(600030.SH)、中信保诚人寿、中信投资、中信新际期货、中信保诚基金、中信资本等金融子公司,不少机构都在金融子行业业内拔得头筹;另一方面,中信集团的境内外业务涉及资源能源、制造业、工程承包、房地产、信息产业等多元化领域,近年来亦开始在现代农业、环保、大健康、大消费等战略新兴领域布局。常振明曾说,希望到2020年末,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的利润贡献比能调整到6:4,最终实现均衡发展。

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金融改革的深化,如今中信集团这艘大船也驶入了深水区,一是过去分权式对子公司的管理弊端已现,如中信泰富地产、中信保诚基金、中信国安、中信银行等风险案件暴露,尚待有效解决;二是中信集团多年努力谋求的金融控股集团,需与实业板块进一步理顺关联,夯实其实业投资方面的实力。

在这样的挑战之下,谁有望出任第六任中信集团掌舵者呢?相关传闻不断,从监管者、央企一把手到中信集团内部高管,长期有不同版本,最终,排除了这次从中信集团内部产生接班人的方案。日前,据记者多方确认,在3月10日前后有关部门已经对相关候选人进行了考察,候任人选基本确定。3月20日,中信集团召开了干部大会,新任党委书记已经到位。

I.朱鹤新空降

常振明十年掌舵即将谢幕 七万亿中信集团的接任者(更新)-第1张图片

据记者多方获悉,刚满52岁的现任央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朱鹤新(),在3月上旬被考察。3月20日,中信集团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朱鹤新出任党委书记,并将被推选为董事长。

有监管部门人士认为,“此时由央行副行长出任中信集团一把手,看来将是一副重任。”

朱鹤新是近年来被提拔较快的一位官员,他是江苏启东人,成长自交行系统,近年来更增添了其它大行、地方政府及监管方面的工作经验。

1991年,朱鹤新本科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先在江苏省南通市第一印染厂工作。1993年起,朱鹤新进入交行,22年中,先后任交行南通分行副行长、苏州分行行长、南京分行行长、江苏省分行行长等职;2010年7月至2011年10月,兼任交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2011年10月至2014年12月兼任交行北京分行行长。据交行人士告诉记者,印象中朱是挺老派的银行人,“戴金丝边眼镜,平时笑眯眯的,业务上善于抓大放小”。

2015年3月,朱鹤新晋升当年的中管干部,出任中行副行长,分管科技、运营、财务三大板块,以及集团保险子公司。2016年2月起,朱鹤新任中行执行董事。有中行原中层对记者指出,朱鹤新务实、善于统筹协调。“当朱行长分管的信息科技板块出现一些问题时,彼时各部门之间有一些推诿,他把各部门拢在一起开会,每周的会都亲自参加、解决问题,整个板块的效率也提升了很多。”

在中行一年之后,2016年6月,朱鹤新转任四川省副省长,是最早一批的金融副省长之一。据记者了解,在四川省担任副省长期间,他负责对安邦集团和谐健康险、成都农商行的处置,以及处置化解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放贷案。当地监管人士对记者指出,朱鹤新比较专业,能够务实地处理事务,比如在安邦被接管之后,朱鹤新第一时间找到时任成都农商行董事长的陈萍,要求其控制好流动性风险。

2018年8月,朱鹤新在成都任职两年后,出任央行副行长,分管金融稳定局、征信局、国库局等司局,以及团委、工会等。有接近央行人士认为,朱鹤新对上、对下、对外的协调能力都很强,“基层经验丰富、非常务实、情商极高”。

在金融风险不断水落石出的情况下,从2016年起,央行金融稳定局在整治金融乱象、约束资管乱象、金控集团监管立规、接管包商银行等问题金融机构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下半年起,在宏观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亦灵活调整节奏,不“一刀切”。2019年初,朱鹤新亮相国新办发布会,称截至2018年三季末,金融风险总体收敛,宏观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

2019年7月,朱鹤新发表文章谈及对征信行业的理解,指出确保征信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到三个“尊重”:尊重原理、尊重市场、尊重监管。尊重市场,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以权力分配为导向,坚持相关方权益平衡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不宜形成市场压倒性的优势或劣势。尊重监管,就是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充分认识和利用征信业机构规模不大但市场影响巨大这一典型特点,科学把握监管与开放的尺度,既要依法依规充分地扩大开放,又要通过合理监管以保障公平竞争和防范利益冲突,促进征信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2018年11月,朱鹤新曾在公开论坛上谈及他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理解。彼时,他刚到位央行不久,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刚草拟完毕,央行酝酿对五家金控集团进行试点(参见2018年第22期封面文章“金控监管大计”)。朱鹤新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实践中,有一些金融控股公司野蛮生长,盲目向金融业扩张,将金融机构作为“提款机”,风险不断累积和暴露,但相应的金融监管制度尚不完善。他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重点是严把市场准入关,明晰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资金来源真实性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管控关联交易,完善“防火墙”制度,以此实现金融控股公司有序竞争和规范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

II. 常振明36年中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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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程序,常振明()在卸任中信集团一职后,还将继续他在政协的职务,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常振明是北京人,父亲曾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文革初期,常振明赋闲在家,曾在清华大学食堂当烧炉工,后开始接触围棋,拜中国现代围棋元老过惕生为师。15岁时,常振明加入北京围棋队,与日后有“棋圣”之称的聂卫平成为队友,四年后进入中国国家围棋队。

1979年,23岁的常振明在第一届“新体育”杯围棋赛中获得第三名,仅次于聂卫平和陈祖德。同年,他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他原本报考的是英语专业,但二外招生办看他有围棋特长,考虑到可能要经常与日本人打交道,就把他调剂到了日语专业。

1983年从二外毕业后,常振明被分配到成立仅四年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当时员工不足200人。他先是在国际金融处工作,当日语翻译,后赴日本学习,归来后在中信银行部做交易员。1987年,常振明担任中信银行副处长;两年之后,他到中信纽约代表处工作,期间还攻读了纽约保险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

1992年回国后,常振明开始在中信银行担任行长助理、副行长,39岁时任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并负责开拓证券、信托、保险业务。2004年建行原行长张恩照被查,而建行的股改赴港上市进入关键时期。当年7月, 48岁的常振明从中信集团空降建行,任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与时任建行董事长的郭树清一起,完成了四大行中的首家改制上市。22个月后,常振明重返中信集团。当时,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即将退休,中信银行也上市在即。常振明回归后,先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2010年12月,中信集团上任董事长孔丹退休后,常振明接任董事长、党委书记至今,并于2013年到2016年兼任中信银行董事长。

常振明曾获王军“举重若轻”的评价,在中信集团素有“救火队长”之名号,流传了不少关于他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故事,如1994年主持处理中信上海期货亏损事件,1997年关闭中信加拿大纸浆厂,2001年任中信嘉华银行行政总裁,2009年接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及董事总经理职务,处理中信泰富衍生品巨亏及在澳大利亚铁矿的棘手投资等。

“就像下围棋,局部已经注定要亏损时,我们要做的是尽快地做好善后工作,在危机中寻找转机。”常振明谈及这些经历时曾这样表示。中信内部的人,都很熟悉常振明的生意经——“什么都是可以卖的,什么都是可以买的。”

“中信集团受王军的影响很大。王军在集团内树立了市场激励机制下的国企文化。有时候体制决定了这事儿希望国企干,有的国企又没灵活的机制,这事儿就变成了中信集团能干成。王军是硬汉式的刚性打法,为人爱憎分明。常振明看上去是老好人,其实是柔性的打法。”一位接近中信集团人士告诉记者,王军十分赏识常振明,“能在战略方向看大局,可以协调上下、安抚队伍,摆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而常振明在中信内部也建立了很高的声望,以智慧、温和、工作拼命、能“化腐朽为神奇”著称。

2019年6月10日,王军去世,也宣告着中信的一个时代即将落幕。

2015年夏天,中国股市动荡之际,市场曾流传常振明将接任证监会主席。记者当时向常振明求证,他短信回复两个字:“胡说” 。也有专业人士分析,常振明懂得市场,这未必不是一个恰当的人事建议,只是当时他还无法从中信集团脱身。

据接近中信集团人士告诉记者,在2015年股灾、国家队救市之初,常振明曾给中信证券高管打电话,叮嘱:“证监会叫干什么就怎么干,但有一个前提,不要赚国家钱,要是赚钱了单独记账,最后通通上缴。”不料一语成谶,当年8月25日,中信证券从高管到部门经理,有多人被查,案由就是被怀疑在救市中套利。2015年11月,原中信证券党委书记王东明退休,常振明接任。两年后,中信证券案正式落幕,10余名原高管被查后终有三人被判刑,但罪名与“股灾”无关(参见“程博明等三人获刑中信证券案画句号”)。

2016年3月,中信集团以310亿元的对价将旗下地产板块出售给中海地产,中信持有10%中海地产股份。“房地产泡沫时期,傻子都赚大钱,中信地产怎么都不赚钱,实在是不理解。老常当时一算账,中信地产还不如卖了赚钱呢,卖了后每年还有千万元股东回报。这也是他去整理、化解的项目。”前述接近中信集团的人士说。

2017年春,常振明在业绩会上披露,中澳铁矿项目拖累了公司非金融业务的表现。彼时中信股份已连续第四年对中澳铁矿项目进行72亿港元的减值拨备,累计减值拨备406亿港元。据前述人士透露,“澳矿从2005年起拖到现在,最后还是甩到常振明的手上。他自己去看过,决定无论如何要投产,最终搞成后,铁矿价格还可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浮动回来。现在看,这么做是对的。”

“这十年,常振明极他所能,稳定了中信集团发展,化解了不少风险项目,中信集团的资产规模再提升了一个台阶,这是不容易的”。前述人士说。

根据中信股份2018年年报,常振明年薪为93万港元,领取境外及两地往返工作补贴37.5万港元。

III. 中信集团接任挑战

40年来,中信集团从2亿元注册资本金,发展到近7万亿资产规模的大型金融、产业集团,实力和成绩可圈可点。但近期也有两桩牵连众多子公司和关键人物的大案,其中的潜在风险与责任还有待厘清。

中信集团约6.9万亿元资产,大头来自并表了6.4万亿元资产的中信银行。而中信集团近450亿元利润中,中信银行贡献了445亿元。可以说,中信银行决定了中信集团的规模与利润。未来朱鹤新到位后,中信银行董事长人选会否调整,也值得关注。

据此前独家报道,2019年9月中旬,中信银行原行长、现信银国际董事长孙德顺被查。现61岁的孙德顺,于2019年2月从中信银行行长之位到龄退任,但仍保留了中信银行集团的香港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下称信银国际)董事长的职务,但未料到半年后即被查(参见2019年9月18日“前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被查因涉何案”)。中信银行与信银国际是中信集团进行资金联动、投贷联动等业务的境内外两大平台,比如中国化工并购先正达中,中信集团共出资近300亿元信用贷款,主要来自于中信银行(参见 2017年第25期“500亿美元大并购幕后”)。

据记者多方了解,孙德顺被查的涉案缘由较为敏感、严重,一是由他在交行北分担任副行长时期间涉及的一桩十几亿的旧案引发;一是涉及中信集团旗下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行的资金腾挪案,一定程度上也指向了中信集团(参见2018年8月7日“中信信诚原董事长被查案涉风险项目”、2018年9月7日“一天倒手20亿给了谁中信信诚案浮现更多惊人细节”、2018年9月30日“中信银行副行长被查包学勤案风波难平”、2019年7月17日“中信银行陈许英案开庭揭开新型金融犯罪手法”)。

除了孙德顺案,中信集团近年来的另一起大案是赵景文与中信国安。2019年2月,曾长期分管中信集团法务、退休后被返聘为中信集团顾问的赵景文落马,案情严重(参见“涉嫌受贿赵景文被除党移交司法”)。而赵景文又与中信国安一案牵连。赵景文与中信国安原董事长李士林为亲家关系,参与了中信国安集团备受争议的混改案。2014年,中信国安启动混改,中信集团持股下降至20.94%,其余股份由五家民企所持有。此后股权倒转、股东变更,穿透后中信国安的控制权指向了中信国安高管自身,而MBO的资金来自于向“明天系”的拆借,大部分股权也被质押给了后者。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信国安受李士林内部人控制,“他想自己造个王国,找了一帮小股东给自己抬轿子,告诉大家都可以分钱,每个股东只出了10亿”。

中信国安在隐性MBO后大肆扩张,很快陷入逾700亿的债务危机无法自拔。2019年1月,中信国安的资产被中关村银行起诉查封,点燃了违约的导火索(参见2019年1月15日“中信国安麻烦不断集团高管陷入旋涡”)。原本已经将在中信国安的持股降到20%的“小股东”中信集团不得不再出面收拾烂摊子,承诺出资60亿元解决流动性问题(参见2019年 3月8日“中信国安风波难平获中信集团出手相助”)。不过据记者了解,中信集团已经落实的是10亿元。目前中信国安成立了债委会,工行为债委会主席。债权人跟中信集团在债转股比例上胶着,进展不畅,“中信集团的态度比较强硬,现在只能一点点去磨,很是麻烦。”一位债权行人士说。

目前市场寄望于中信国安尽快处置资产,引入重组方,但殊为不易。中信国安的资产水分太大,投资决策十分随意。比如中信国安投资白银有色,就是因为李士林突做一梦,梦见自己躺在银子上。另外,北京二环黄金地段的地块及“国安府”项目的含金量较高,但身陷司法纠纷,迄今未有进一步裁决。常振明为此曾带队前往最高法,希望获得支持,以确认中信国安有关地产项目的权益,但从最后的裁定结果看,也并不乐观(参见2019年4月15日“中信国安私募产品接连违约个人投资者艰难维权”)。

“有些案例可以看成是中信集团的制度红利:一些资产就是由底下人自己干出来的,或者是地方政府甩给中信集团,中信集团松了绑、给了激励,再加上上行周期中,有些企业是干得不错。但是这个过程中,防不住有人借中信集团的牌子,搞得乱七八糟;或者搞起来之后不甘心,老想把企业变成自己的,其实又没有过硬的经营能力驾驭那么大的资产,最后就搞砸了。”前述中信集团人士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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